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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（营收和利润）是总量的问题，但对于第一的定义，不是说一定要总量第一，虽然我们现在的业务规模不是第一、网点数量不是第一、人员规模不是第一，但我们的人均利润、网点单点产量都是相对比较高的。”建行首席财务官许一鸣反问道，是不是一定要做成业务规模第一？我们不会按照这个方向去走。

经过熟人介绍，他来到了“大名鼎鼎”的后厂村，在一家央企做工程师。还没开始体会到工作的高强度，通勤的问题就先来了：家住在东三环内，公司在北五环外，高峰期堵得严严实实，咋办？与爱人商量之后，老田决定工作日住到六环外的亲戚家。“往北走高速，开20多分钟就到了，回家直接睡觉。”就这样，从公司到住处，从工作到睡觉的循环开始了。

此外，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推动和补贴的刺激下，我国新能源商用车市场发展迅猛。2019年上半年，我国专用车电池装机电量约2.47GWh，同比增幅高达157%。在新能源专用车中，95%属于新能源物流车，这一领域的爆发得益于政策层面的推动。去年10月，国务院发布《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-2020年）》，强调要加大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推广应用力度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，在政策驱动及存量更新需求下，未来我国新能源商用车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。

在性命攸关的大事面前，被曝光的不仅仅是滴滴，还有共享经济模式背后的隐患。特别是当共享模式遇上海量用户，有限的管理半径和手段之下，共享经济底层逻辑设计是否能够撑得住强烈的风控监管需求？一单抽成10%的变味公益互联网的起高楼和楼塌了之间，有时没留下几口喘息时间。

吴英因“集资诈骗”的罪名一审被判死刑，引发了公众、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在内对其罪是否至死的争议。民间甚至发起了一场“救吴英”的行动。说吴英“集资诈骗罪”，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所经过调研以后提出，吴英的“集资诈骗罪”，至少有三点完全不能成立：一是是吴英集资的钱基本用于公司经营。比如，2006年3个月内，她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手笔，置下大宗资产，购买100多间商铺，注册8家实业公司，如果其集资为了“占有”，大可不必搞如此巨大的固定资产的投资；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集资诈骗的标准时规定了七种情形，但这七种情况都和吴英无法直接挂钩；三是吴英案虽然金额巨大，但其集资的对象却只有11个人，而且都是亲朋好友，其社会危害和影响是可控的。特别是，吴英案不是因为无法兑付出问题，而是银监部门查处中发现问题，在企业正常运行时介入引发危机。近期同样曝出有腐败官员通过制造假证参与分赃的事实。可见，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，促进司法公正，是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不可少的环节。

建行首席财务官许一鸣也表示，央行对于银行在新发放贷款中使用以LPR为定价基准的占比有分三个阶段的要求，建行将认真严肃执行央行的要求，实际上，建行目前的新增贷款中应用LPR的比例达到56%。至于LPR应用后，对银行净利息收入的影响，许一鸣表示，改革后的LPR首次报价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下降了6bp，利率水平下降肯定会对建行有一定影响，但由于点差较小所以影响不会太大。根据估算，年底前对建行净利息收入的影响不到1亿元左右。明年可能会大一点，如果加入存量，明年对净利息收入影响的规模可能比今年大一些，这无疑会对我们利差管理和收益率水平会构成一些影响，但只要是市场化的东西，我们就无所谓，因为大家都是一样公平的。